夏至了,花花肚子里的那块血肉似乎也在燥热中倍受煎熬。
她催黑粒把结婚证领了,告诉他,不要他房子,不要他钱,只要他做现成的新郎。但黑粒就是不做声,天天守着那家做“贴牌”的电子厂。
她问他为什么那么喜欢打工,为什么现成的堂客都不要?他不说话,逼急了,便说农村人穷,要自己养活自己,也看不起被女人供养的男人。
花花很生气,对那个什么台湾师傅开的“裤子康”工厂每天咒骂不停,她对黑粒说:“跳楼死了那么多人,你难道就不嫌那个厂风水不好?别个都抑郁痛苦,你难道就快乐?”
黑粒说:我不会跳楼,我没读大学,没有出人头地的奢望,也没大展宏图的理想,更没那么娇气,你是城里的月光下晒大的孩子,我是乡下太阳烤熟的命,是草命。我虽贱但命硬,今天活着,就是生活美好。
花花问他:我怀孕了,你说怎么办?
黑粒竟说起了祁东普通话:该吗样就吗样,不结婚,没钱,自己挣了钱再结婚。花花骂了声:贱!就再不理他了。
一晃又一月,花花耐不住了,因为快三十岁的她不愿去流产。她已记不清从懂事至今到底在医院妇产科刮了多少块血肉,再去刮,怕是没得生了。
她给黑粒发了个手机短信:你是男人就要担责任,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?给个话。他回了信息:不结婚。孩子问题,你且自便。
花花气愤,只有找到与他同厂打工的老乡帮忙,那个祁东老乡说:他不会结婚的,因为他是个要孝敬父母的人,看不惯有钱人居高临下的样子。如果你俩结婚,你的新家里能容得下两个满身泥土味的老人吗?对不起,我帮不了你!
花花没法,只有打了个电话给在公安局当科长的哥哥,可怜巴巴地诉说愁肠。哥哥说这事不能霸蛮压男方,要她自己到医院做掉,别丢人了。
花花不愿人流,原因是自己三十岁了,老姑娘再过几年,即便钱挣得再多也不值钱了。现在她有时后悔,后悔这些年心性太野太放。如今有了,孩子不能没父亲,要找个认帐的主呀!黑粒子虽也快三十岁了,倒偏不见急,现成的一步变富的机会竟会视而不见,真是神经了。
花花想起了另一帮平常在一起“浪”的哥们,约了几个知己在一家“清吧”讨主意,那为头的大哥拍胸脯揽了这事,几个人要花花在酒吧等着,办了就来。
花花美美地在“清吧”对着杯中美酒自己陶醉着,但等了几个钟头仍未见人“办了”归 来报喜,电话也没有人接,于是便在一杯又一杯中让个小姐妹搀扶着,醉醺醺地呓着梦语回家了。
第二天上午醒来,在公安局上班的哥哥来了电话,说她那帮兄弟出事了,要她去刑侦队把事说清楚。她急匆匆到了公安局,在刑警预审室见了几个挞拉着头的仗义英雄。一问,才知道昨夜没有凯旋的原因是在黑粒宿舍把人打了。“裤子康”公司保安见伤了人,便报了警。刑警说伤是重伤,黑粒住了医院,但他对公安办案的说不想结怨,同意调解。刑警说重伤不能私了,要捕人追究刑事责任,故唤花花来做笔录取证。
不知道那几个替花花“了难”的挚友兄弟最后是如何被依法处置的,也不知道住院时的黑粒子是如何与花花的哥们调解的;只知道黑粒子被人打伤后出院便离开了厂子,没了去向。有人说是去了外地,有人说是去了北方的一个新开的“裤子康”厂,也有人说是回了祁东老家。
花花妹子流着泪到“裤子康”厂子里找那祁东老乡打听黑粒子的下落,那老乡递给她一封信,说:黑粒子讲了,他不习惯你们城里有钱人的生活。这信中写了什么我也不知道,他要你保重,这封信你回家再看吧!
花花拿着信一出厂门便迫不及待地拆开,信里有一复印的医院诊断报告,内容是:姓名,文墨;年龄,三十岁;诊断:先天性不育(死精)症……
花花看了诊断书后,半晌不语,突然惊喊了声:我真贱呀!便瘫倒在“裤子康”厂门外的垃圾桶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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