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观千剑而后识器》

 ——“王宏书法展”观感

雷庆翼

    辛卯金秋，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与湖南省书协在湖南省展览馆联合举办“文化书法五人展”，漫步“王宏书法展”厅，被其书法艺术气质、才情所打动，激起我写作此文的冲动。

    王宏是我大学同学，他各方面都优秀，为人温和尔雅，待人诚恳、热忱，特别好学。学习之余，喜欢练毛笔字，写得还不错。毕业以后，步入政界。没想到他在繁忙、紧张的工作之余，还继续练字，在书法上取得惊人的成就。他已是中国书协会员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。他书法上的成就主要是狂草，同时在书法理论研究上，发表了不少文章，有不少真知灼见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。他发明的《三米字格草书行定位法》，出版了《三米字格草书习字帖》，获得国家专利，对学习草书帮助甚大，在书法普及上做出贡献。象他这样取得多方面成就的书家，可谓不多。能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中在书法上取得这样的成就，更是我感到惊奇的地方。然而其背后，王宏付出了多大的努力，可想而知。
    王宏的书法最擅长的是草书，更准确一点说是“狂草”。王宏偏爱狂草的原因大致有三：一是他认为狂草是书法最高形式，是作者表达感情的最好书写方式，它的点画的跳跃、流动犹如书者的心电图。二是王宏作为一个政府官员，繁忙的工作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解决来自上下左右的矛盾，责任重大，压力沉重，“自我”已经置于身外，只有提起笔来，借张旭、怀素的狂草大书一气，将自我情感宣泄出来，压力得以释放，然后归于静，回到“自我”。其三，王宏自己没说，我替他说出来。王宏以张旭、怀素的狂草为大唐图腾，置身于改革开放，气象万千新时代的一员，而且是一位热爱书法的官员，有什么比狂草来表达豪迈之情更好的方式呢？狂草是进取的、热烈的、兴奋的、奔放的，盛世出狂草，我们的时代需要狂草！
    “草以点画为性情，使转为形质”，在“使转”上，狂草尤甚。王宏狂草总的特点是：通透、空灵、豪迈而大气，线条流畅富有力度，点画沉着、生动，节奏鲜明而有韵律。以他的杨慎《临江仙》横幅为例，此幅大气磅礴，具有强烈的节奏感。开头一句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占的空间，线条较粗，“长江”二字牵连，“东”字最后一笔与下“逝”开头一笔相呼应，“水”占据了此行一半以上的位置，其下“浪花淘尽英雄”所占空间较之第一句少得多。第一句是扬，第二句是抑，第三句“是非成败转头空”，则突出“是非”、“转”、“空”，这既是第二句“抑”之后再出“扬”的需要，也是这一句需要突出强调的内容。其下“青山”句又转为抑。全幅就是这样，由扬而抑，由抑而扬，一直到最后“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”，用大笔挥洒，达到了“扬”的高潮，首尾圆合，表现了豪迈的气概。此幅节奏明快还表现在墨法上，凡“扬”的地方多润墨，“抑”的地方多枯笔。章法安排用横幅，纵52厘米，横233厘米，正文17行，每行以四字为主兼三字行，最后一个“中”字占据一行。正文之后用二行小字落款。行与行之间的留白既有疏密变化，又具整体和谐，不疏不密，恰到好处。整体线条流畅，而在书写过程中有迟有速，有流有驻，有时还有一波三折。方笔、圆笔并用而以圆笔为主，不难看出，兼容了张旭与怀素。“青山依旧在”与“惯看”的“惯”，是怀素的笔法，“是”、“转”、“空”、“白发”、“看”更多的是张旭笔意。“逝水”二字，一波三折。“逝”字最后两笔相连，通过几个转折与其下“水”字的多次转折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若隐若现的水流，和前面相连的“长江”二字相接应，加上“流”字第一笔与末笔，以及坠石般的两点，我们仿佛看见了汹涌澎湃的长江。构字的形质很美。又如“空”字，内部空间宽呈现空，“看”字的两点突出而相向，就象人的两只眼睛，形象而有生气。这一幅是王宏自己最得意的书作之一，我也认为是他的一幅代表作。我觉得王宏书作中，横幅总的来说比竖幅好。王宏还有竖幅《临江仙》，尽管写得不错，但比起登载在《北京大学文化书法作品集王宏卷》（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11年10月第1版，下未注明者，皆出于此）上的这幅横式来要逊色一些。横幅写得好的还有书毛泽东《沁园春·长沙》，草书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扇面书张继《枫桥夜泊》。扇面的书写难度更大，而书写得非常流利，布序错落有效，具有很好的美感。
    王宏的竖幅草书我最喜欢的是登载在2010年11月5日《湖南企事业书协·通讯》上的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四条屏和毛泽东《卜算子·咏梅》中堂。前者笔法线条可见出受于右任的影响。王宏的草书是从于右任《标准草书》入手，上溯王铎、黄庭坚，直追张旭、怀素的。此幅大多用圆笔圆转，笔墨沉着，在章法上上下连接，左右穿插，前呼后应，安排都很得当，有一气呵成之感。而《卜算子·咏梅》较之前者，笔墨显得轻松些，更多的是怀素的笔法，铁画银钩，章法错落而不乱。《沁园春·雪》是毛泽东诗词中最有气魄，纵横古今，气吞山河，最具影响力的一篇，非用沉著有力的笔墨来表现不可。而《卜算子·咏梅》表现的是心胸开阔、无私无畏，一切为了大众的高尚情操，宜用比较轻松的笔调来写。登载在《作品集》上的草书李白《将进酒》五条屏，应该说写得较好，但在我的印象中，似乎以前写的那幅更好。那一幅《将进酒》覃柳平先生曾作过分析评价：开端一个“君”字，蓄势而发，逆入回锋流泻而下，引出全篇“如天斯空，如海斯阔”般的壮伟，或驰毫骤墨抒慷慨，或裹锋徐行寄深情，忽而狂潮涌起若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忽而平静似“玉鉴琼田三万顷……其章法“势”随“情”转，“情”随“势”发，三起三伏，三开三阖、三扬三抑。而五条屏这幅，节奏、韵律尚似不够，而且枯笔用得多了一点，甚至有些地方连接几个字线条模糊，既影响了整体观，又模糊了语言表达的意思，也许是作者有意尝试吧。登载在《作品集》上的《沁园春·雪》较之《通讯》上的那幅也要逊色，其中特别是“成吉思汗”的“汗”最后一笔拉长所占的空间长达半行（约占五、六个字），而且在篇中是唯一的一个长字，而这个字没有突出的必要，且又不位于末尾。“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”一句和前面的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”几句一样，是列举历史上英雄人物的不足，是并列的，都是主谓宾结构。而“汗”字拉得太长，影响了文气的贯注。也许作者要在这最后一个列举强化一下，那也只能用加粗线条来表达。这是我个人粗浅的看法，也可能是吹毛求疵，仅供参考。用竖幅狂草比横幅在章法上难度要大，需要更多一份心思。
    总之，王宏的狂草已卓然自成一家，在湖南已成了领军人物，影响不断扩大，必将成为不愧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书法家—狂草大家！
    我的说法是有根据的。首先，他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再就是他的执着、刻苦的精神和扎实深厚的功底。他从小就练字，楷、隶、篆、行，都下过一番功夫，发表在《作品集》上的临《龙门四品之孙秋生造象记（节选）》，临写得相当有功底，形神兼备。他把《郑文公碑》全部临写了下来，从《作品集》精选的一部分来看，深得神韵，笔墨轻柔舒展，如同随手拈来，瘦健而自然。临欧阳询的《九成宫碑》虽然没有欧那样险峻、板正，取其笔力，结体，可见功夫不浅。他用隶书写的王夫之《墓志铭》用的是《石门颂》笔法。祖翼评此碑“有雄厚奔放之气，胆怯者不敢学，力弱者不能学。”说得似乎过份，然其行笔有如野鹤闲鸥，疏秀中不乏雄健。王宏所临既保持了原碑中野鹤闲鸥与疏秀的特点，同时加强了雄健的一面，临作更为大气开张。隶书对联，得《张迁碑》之稚拙而时时露出雄健的笔力，如“日”、“月”、“眼”、“心”等字。用篆书写的曹操《观沧海》有徐三庚笔意。王宏说他不想做五体皆能的书家，临篆隶楷都是为草书打基础的，王宏是观千剑而后识器。王宏在作不懈的努力，可以预见他的将来。我在这里顺便强调一下：楷书较之于篆、隶、行，出现晚，成熟晚，狂草的成熟与楷书几乎同时，张旭、怀素与楷书大家颜真卿为同一时代。楷书虽然成熟晚，而要写好他书，必须先写好楷书，写草书更是如此（篆、隶其实是当时的“楷书”）。楷如立，行如行，一个人如果连站立都做不好，又怎能去跑？有了楷书做基础，再学其他字体会相对容易得多，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如果轻视楷书，耻于规矩不明法度，只是随意，会走向写字软弱，怪异的歧途。
    王宏书法所取得成就，与他的书法理论研究密切相关。首先他从文字的演变由篆而隶而行，然后出现大草，是一个书写由慢而快的变化过程。狂草就是书写的加快，书法家的情绪产生激昂、亢奋，书写纵横摆荡，使转、穿插、连绵，各种方法，笔法任作书者挥洒，从而塑造出千变万化的艺术形象：或蛟龙腾海，或猛虎跃涧，或鹰击长空，或鱼翔浅底，或动或静，或喜或怒，作者的情感随着线条的流动、点画的跳跃表现出来。由于作者的个性不同，形成风格有异，或沉郁，或激越、或空灵、或飘逸。狂草最能体现书法之美（参见王宏《书法之美》一文，见《财富地理》2011年夏季合刊，湖南省企（事）业文联出品）。王宏草书的风格，正如我前面说的：通透、空灵、豪迈大气。既有豪迈一面，又有空灵一面。表面看来，好像这是二种不同风格，其实它们是兼容的。形式上空灵、通透就是宽博、容大，豪迈大气就是雄伟、广阔；非宽博、宏大不能雄伟、广阔，非雄伟、广阔不能宽博、宏大。但两者又不是完全相同而有区别：就情境而言，空灵、通透相对是“静”，雄伟，豪迈是“动”。王宏的狂草就是在这样一个观念中产生的。他书杨慎《临江仙》横幅是气势飞动；而草书杜牧《江南春》、《秋夕》诗二首横幅则是空灵明静，如他自己所说“随手写的”，“很放松”。我们从字的宽博，用笔的随意，书写速度的徐迟，章法上行距的相对稳定等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。杜牧这二首诗的内容，尤其是后一首，本身就属于“静”的情景。而杨慎的《临江仙》本身是“动”的意境。这二幅风格不同的书作与内容是相合的，同时又是符合王宏当时书写的心境的：一是借狂草将工作中沉重压力释放出来，书写中自然而然表现了激越，恢宏的气度；一是“静”下来以后，借书法来表达宽松、闲适的心情。而总体风格不变：宏伟、大气。而且，综观王宏书作，百分之八十以上书写的是宏伟的篇章：李白《将进酒》、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》和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、毛泽东《泌园春·长沙》和《泌园春·雪》等等。他说：“毛泽东的诗词天生就是用来写草书的。”是的，非草书不能表现毛泽东的气势与性格！在这里，王宏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：书法与书写内容的关系。纵观历来书家，注意自己的书作与书写的内容相协调一致的，唐以前的多，宋以后的逐渐少了，时至今日，则更少。甚至认为书法与文字的关系越来越远，文字可由电脑代作，剩下的书法只是线条的艺术了。对此，我有不同的看法。什么是书法？简单地说，书法是书写具有意义或思想内容（而且是积极的）的汉字的艺术。书法是艺术，强调“艺术”不错，但必须强调是书写“汉字”，而且是书写“具有意义或思想内容”的“汉字”，而不能单纯地视作“书写的艺术”或“艺术的书写”。大家知道，于右任曾经写过一张便条：“不可随处小便”，有人揭走了而不便张挂，后来把字调整为“小处不可随便”，就成了一幅书法作品。具有内容和意义的“汉字”是书写的对象和主体。诚然，汉字是由线条（更准确地说是由点画）组成的，外国文字也是由线条组成的，叫不叫书法？!如果能的话，那也不能称“中国书法”。人们常常讲书法的境界，有“尚意”、“尚韵”之说，姑且不论。窃意以为书法的最高境界是：书写方式与书写内容密切相关，能很好地表达书写内容的情感，书写技巧娴熟且具有创造性和鲜明的个性，能给人以美的感受，这才是书法的最高境界。其中“书写技巧娴熟”是指有扎实深厚的书写功底。书法必须在长期的、广泛的临摹前人的基础上，才能谈得上功底。孙过庭在谈到王羲之书作时说：“写《乐毅》则情多怫郁，书《画赞》则意涉瑰奇，《黄庭经》则怡怿虚无，《太师箴》则纵横争折；暨乎兰亭兴集，思逸神超；私门（指《告誓文》）诚誓，情拘志修”。所谓涉乐方笑，言哀已叹。（《书谱》）王羲之根据不同的书写内容采取相应的书写方式，表达出作者与书者一致的感情：遇乐则笑，涉哀则叹。从而我们欣赏者就会受到感染，达到作品的内容、书者的情感、接受者的感染三者融合。东汉《鲜于璜碑》，碑阳和碑阴两面都刻写了碑文，碑阳的文字颂扬了死者的生平和功勋，碑阴用四言韵语抒发对死者的哀悼，形成了碑阳和碑阴书法风貌上的差异：碑阳严谨、规正，碑阴则较自由，字体或大或小，参差错落。这种风貌的差异来自碑阳碑阴内容情感的变化：碑阳是叙述死者生前的功绩，严肃、崇敬、虔诚；碑阴是抒发对死者的哀悼，悲伤而颤栗，随着悲伤之情的起伏，出现了纵横随势，大小参差，用笔自由的韵律变化。这就是书的最高境界。不少人认为书法的最佳境界是“不经意，是自然而然表现出作者情感、个性”。这有其道理的一面，但不尽然。这种情况只限于那些书法在某一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境地的书家，他才能书写出最佳境界的作品。其实，这种“不经意”里有“经意”，“经意”里面有“不经意”，长期的“经意”积累是基础。而且，就在他书写作品的同时，也有“经意”。人们推崇的天下第一行书《兰亭序》，如果没有丝毫“经意”的话，其中有十八个“之”字，竟然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就很难作出解释，也不会有那么多笔画呼应字体倾侧而又恰到好处的情景出现。尤其是情感的“经意”，即以符合作品内容的书写方式书写，这种经意出现在即将书写之前。对于一般的书家，“经意”比“不经意”更重要。凡事都讲究“精心”，精心之作比随意之作无论怎样都要好。精心在前，不经心在后，这是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。
    此外，不同书体适合不同内容。《大唐中兴颂》必须用庄穆、雄伟的颜体楷书来写，换一种楷书风格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，更不用说其他书体了。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要用楷书写，换一种书体即使写得再好也不理想。有一家著名的拍卖公司有两件不同书者书写的《岳阳楼记》作品，一是篆书，一是行书，二位书者都是名家，书写得也不错，估价也不算高，但都流拍了。究其原因，恐怕就出现书体和内容不甚协调上。苏轼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最宜用草书写，而《赤壁赋》则宜用楷书，苏轼本人就是用楷书精心地书写出来的（见《三希堂法贴》），美不胜收！王宏在书写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、《手记》中说：“狂草是适合体现英雄气慨的，运笔时不由自主地随着文章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感情起伏……我体会更深的是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……”。一个书家如果没有文学功底能说出这番话来？一个书家如果不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感情，能说出这番话来？关于这篇的主题应该说主要在最后“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，人生如梦，一樽还酹江月”，用老庄思想解脱，否定三国英雄和历史上所有英雄，开头一句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”就定下了主题和基调。但苏轼的这种“解脱”恰恰说明他内心的激越不平和他的豪情气概。李白的《将进酒》最适宜狂草写，王宏随着内容情感的变化自觉不自觉产生笔墨变化，三开三合、三扬三抑，王宏在追求最高境界。
    王宏还提出“狂草是盛世的图腾”，以“图腾”喻狂草，这比喻不错；而且是“盛世图腾”，这就特好。狂草出现于盛唐，社会成就了狂草，狂草又以它的雄奇奔放标志唐的兴盛——大唐气象，所以说狂草是盛世的图腾。不要轻意这种提法，一个新的概念，一种新的说法有时会带来巨大影响甚至于变革。对王宏的提法我很赞同。但我还要加以补充。其实，从书法上讲，表现大唐气象的不只是狂草，还有颜真卿的楷书《大唐中兴颂》。全篇三百三十二字，刻写在高416.6厘米、宽422.3厘米的崖石上，每个字约占20厘米×20厘米的空格，可见字形之大，书写字数之多。大字最难写，大字楷书更难写。黄庭坚评价说：“大字无过《瘗鹤铭》，晚有名崖《颂中兴》”，又说“鲁公书《中兴颂后诗》本从《瘗鹤铭》出而加以翩翩风致，几欲跨唐人而上之”（《山谷集》）；元郝经说：“书至于鲁公，鲁公之书又至于《中兴颂》，故为书家规矩准绳之大匠”（《陵川集》）；杨守敬说：“《中兴颂》雄伟奇特，自足笼罩一代”（《学书迩言》）。从《大唐中兴颂》中我们可以看到唐王朝兴盛气象和奋发精神。可以说张旭、怀素的狂草与颜真卿的楷书共同组成了大唐气象，是大唐气象的标志。王宏说书法的发展是向两个方面进行的，一个是草书，一个是楷书，都在唐代成熟，形成了两座高峰。草书有草书的艺术性和要求，楷书有楷书的艺术性和要求。张怀瓘《六体书论》说：“隶于者，程邈造也，字皆真正，曰真书。大率真书如立，行书如行，草书如走，其于举趣盖有殊焉。夫学草行分不一二，天下老幼悉真书（楷书）而罕能至，其最难也。”草书、楷书二者缺一不可。历史的脚步走到今天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我们更伟大。我们这个时代是最有活力，充满张力，兴旺发达的时代，既需要楷书大家，更需要草书大家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2011年11月于雁城）

    注：作者为衡阳师院中文系教授